《中国工商》| 我的“认投”人生
2022年，是东方高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近日，根据东方高圣创始人自述整理的文章《我的“认投”人生》发表于《中国工商》杂志“创始人说”专栏。
一杯茶的时间，聆听陈明键先生自述创业历程，分享人生感怀，原文如下：
■ 我的故事，可以从一尊青铜塑像说起。
在东方高圣北京总部办公室的并购探索馆，有一尊高约30公分的半身人物塑像，原型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
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北大两校经济系师生的精神偶像，也是启蒙我从经济学专业起步，踏上“经世济民”追梦之旅的恩师。
2000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是清华大学校庆日，陈岱孙先生塑像在清华校园揭幕，我询问塑像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得蒂：“请问有没有塑像小样？我想买。”于是，我将两尊塑像抱回，另 一尊为陈岱孙先生拄拐全身像，原规格作品陈设于北京大学。
陈岱孙先生原名陈总，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执教七十载，在西南联大成立初期的教 职工花名册上，仍以“陈总”记录。如今，我也被人 以“陈总”相称，有朋友看着陈岱孙先生的塑像笑称：陈岱孙先生是“大陈总”，陈明键先生就是“小陈总”。
这位一代经济学宗师之于我本人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我从清华园求学到事业发展的始终……
初心播种：深耕、拓展
1990年10月20日，秋阳杲杲，北京大学燕南园内，和煦的阳光掠过老者慈祥的笑脸，映在他的满头银发上，老者悠然地翘着二郎腿，捏住金丝眼镜的一支镜腿在空中一圈圈晃动，声音和缓、亲切。
那时的我，书生意气、求知若渴，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读大二的1988级学生，前往北京大学拜访刚刚庆贺完90岁大寿的陈岱孙先生——中国经济学科的主要创建人、奠基人和带头人。无论是三尺讲台上引人入胜的教学，还是对中国经济学科领域的贡献，陈岱孙先生的传奇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也使得学经济学专业的我对先生极为敬仰。
能获得大师的会见应允，19岁的我非常激动，不仅是为得到专业指导，也是为近距离与“偶像”对话，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如沐春风”。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请教了陈岱孙先生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不知不觉就交谈了两个小时，听得入神忘返。
拜见陈岱孙先生需要填写一张出入回执单，会见完毕，请陈岱孙先生签字后交由门卫。现在想 起来非常后悔，那张单子上可有岱老的亲笔签名啊。那么珍贵的笔墨，我真应该自己“私藏”！
一场谈话，让我近距离领略了陈岱孙先生的 学术涵养与人格魅力。30年前秋日阳光下的老者陈总，如同一束火焰，引领和激励着我在成为“陈总”的道路上不断自我勉励、精进，立志投身于金融领域的事业。
1998年，我创办了北京东方高圣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这家精品投行成立之初主要做并购，核心业务有并购基金、并购顾问和直接投资等；担任过30多家A股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顾问，操作过国内交易规模最大的企业借壳上市案例。目前基金管理规模超过70亿元，是上市公司金城医药(300233)和德展健康(000813)的第二大股东。之后，东方高圣还陆续孵化投资了东方略和中以海德两家实际控制的新药开发平台。随着成功并 购案例的逐渐累积，对并购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 对交易心得的独到总结，东方高圣开始被业内称 为国内并购领域的“黄埔军校”。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目前在上海、深圳、苏州、杭州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均设有办公室。
对我来说，企业是否“成功”不在于一个头衔， 最重要的事有两件：第一是做正确的事；第二是 思考如何把事做正确。所以我将企业的核心价值 归纳为“解决问题，实现梦想”。无论是做并购顾问业务，还是现在做生物医药投资，核心价值一以贯之，区别在于，可能此前是为少部分人服务，实现企业家的梦想，时至今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帮助患者实现他们的健康梦。
聚焦医药：洞察、创新
2013年，已经在各行各业操作数百起并购案的东方高圣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聚焦医 药大健康行业，不再涉足其他领域。做出这一决定 和我的斯坦福大学访学之旅密切相关。
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进修，全身心浸润于 美国硅谷创新氛围中，大脑中的神经时时被激发。当时，我就做出判断，未来将是生物医药的时代，尤其是创新药。为顺应这一趋势，打造中国的生物创新药王国，我于2014年提出“阿波罗计划”：东方高圣定向增发6亿股，募集30亿元，在肝病、心脑血管、恶性肿瘤三个疾病领域，针对源自美国的临床三期及以后的生物医药品种，以投资方式，获取中国大陆的开发、生产、销售的独家权利。期间，我结合美国的产业发展态势来预判中国市场，决定将未来的公司业务聚焦到生物医药这一朝阳产业。回国后，我就对东方高圣现有投行业务进行了全面改革。
10年来，随着东方高圣在生物医药领域的不断深入，团队将业务模式不断延伸和创新。如今，东方高圣已形成“投行顾问+投资基金+产业孵化”的独特业务模式。为推进实施“阿波罗计划”，我们孵化了东方略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创新药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为满足临床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的生物制药企业。2016年，东方略与美国药企商谈并引进DNA创新药项目VGX-3100。它是治疗由HPV感染引起的宫颈、外阴和肛门癌前病变等疾病的DNA药物研发项目，东方略获得了该项目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独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目的就是帮助中国患者获得更快和更有效的治疗。
今年3月，大洋彼岸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该项目针对HPV-16/18引起的宫颈癌前病变的首个三期临床试验获积极结果，随着国内三期临床试验工作的同步推进，中国人有望用上第一款宫颈癌变特效药。
“我们要去寻找那种没有利润，但是更有价值、更有未来的医药资产。”2015年我们立下的心愿即将变为现实，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觉得做 新药是一件过于理想主义的事情，但是我的初衷很简单：希望让国内患者能够同步，甚至更快地用上全球新药，获得更好的治疗体验。
2019年，我前往“三教合一”的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访学，这也是我此后发起第二家药企——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实验室“中以海德”的缘起。访学期间，我广泛接触犹太裔顶尖科学家，深度考察以色列这个国度的创新密码，常常思考如何将顶尖科学家的智慧在中国落地。为了把“最强大脑”和中国科学家结合，我邀请美国犹太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以及一同在希伯来大学访学的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共同创办中以海德。中以海德人工智能药物实验室是世界范围内第一家以深度学习等现代人工智能方法，针对乙肝人群，进行全方位组学数据收集，并与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相结合分析整理的研究中心，最终实现从病理筛选到药物筛选药物孵化的全人工智能平台实验室。
在Roger Kornberg72岁生日这天，我与他探讨起结合AI技术进行“老药新用”的构想，Roger Kornberg对此模式表示了赞同。诺贝尔奖得主的肯定极大地给予了我创办中以海德的信心。我坚持要做对国内公众真正有社会效益的事，所以中以海德没有盲目跟风热门的肿瘤免疫赛道，而是选择硬啃中国特色大病——乙肝这个“老大难”。
AI技术给传统药物研发带来的改变可能就像马斯克的电动车之于燃油车的革命，是一种“颠覆式”的创新。如果我们还按照老路去走，没有意义。我们打算一起从“湿”的实验室走向“干”的实 验室。研发模式上，我们要实现“对创新的创新”。乙肝药之后，未来还会纳入其他无特效药的疾病领域。
目前，“中以海德”提出了“火箭康复计划”，并在清华大学长庚医院开展临床试验。一方面，中以海德自主研发的AI系统将根据病人信息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数智化康复方案；另一方面，诊疗服务注重对乙肝患者的数据保护，从代诊、陪诊到药物配送，全程保护患者隐私。
我希望在做的不仅仅是产业孵化本身，更是在做一件能够造福百姓的事。从追求利润、销售收入的时代走到追求先进性、追求治愈暂时未能被治愈的病痛的世界。
陈岱孙先生曾将“经济学”的内涵解释为“经世济民”。他还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踏踏实实，学西 方需分析国情，学以致用。理论研究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经世济民”四个字从此如同一颗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对智库的运作体系、作用发挥、重要影响力有了切身的体会。访学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创新了我的思维，对我的工作、生活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仰望星空的家国情怀。
正是访学的这段经历，让我萌发了创办智库的念头。而这个念头的萌发恰逢其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当智囊、办智库蔚然成风。因此，当我提出要创办智库时，得到了包括民建中央、清华大学在内的有关方面的高度肯定和支持。2016年9月，经过精心筹备，民智国际研究院暨清华大学全球化中心正式成立。
民智国际研究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新型独立智库，要做的是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专业性、建设性、独立性的研究成果，积极咨政建言，促进理论创新，引导公众舆论，提供社会服务，推动公共外交，发挥独立智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
作为由民建会员创办的智库，民智国际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就把建言咨政作为重要职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我深深感觉到企业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实现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既包括硬实力的强大也包括软实力的强大，软实力的关键是靠思想、靠文化，而智库就是“出思想”的地方，加强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
希伯来大学访学之行的另一大收获，就是与犹太科学家们从科技创新的本质深入探讨到教育话题。和犹太人相比，我们缺少最顶尖的科学家。北大、清华的学生与希伯来大学的学生相比，无论是从学习能力还是从论文发表的平均水平上看，都毫不逊色，但是，希伯来大学出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开始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去研究犹太教育、犹太人创新精神的启蒙体系。教育领域与我的业务完全“不搭边”，但我仍然想找出一些原因，从这样一个小的视角切入，去思考中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哪些启发。于是，我走近犹太家庭、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拍摄了一部25集的教育纪录片——《犹太教育探秘——耶路撒冷纪实访谈》。该纪录片至今在腾讯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已超过200万。同时，结合在以色列的游学经历，我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一些深度思考与总结，形成的个人专著《创新，从提问开始》也已于今年5月公开发行。
从事经济学教育70年的陈岱孙老先生谦虚地认为，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走出清华园，走进投行事业，再到拥抱大健康行业，回首平生，我认为我做对了两个字——坚持。同时，我也有一个愿望：当我老得哪也去不了时，我有资格说一句话，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认投”。用一生的时光和心血认识投行事业，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愿望。
